乾隆西十年五月初八，广州十三行。
午后的珠江水面泛着金鳞般的光，上百艘帆船的桅杆如林，斜阳在帆布上涂抹出深浅不一的赭红色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“皇家乔治号”刚刚下锚，水手们用夹杂着英语、葡萄牙语和粤语的奇怪口音吆喝着卸货；两艘福建商船正升起风帆，准备趁着晚潮出港，前往马尼拉；更远处，荷兰、法国、丹麦的商馆旗在热风中懒懒飘动。
空气里混合着海腥、茶叶、香料和汗水的复杂气味。这是大清帝国最南端的通商口岸，也是全世界商贾云集的黄金之地。
在十三行街的中段，一间刚刚完成修缮的铺面前，林景年正指挥伙计悬挂招牌。招牌是块三尺长、一尺宽的青石板，未经打磨，边缘还保留着采石时的粗粝痕迹。石面上，“百味斋”三个阴刻大字深逾半寸，笔画苍劲，却不施半点漆彩。
“东家，这招牌……是不是太素了？”伙计阿炳仰头看着，忍不住问，“您看隔壁的‘万昌行’，鎏金招牌能晃花人眼；对面的‘裕隆号’，用的是整块花梨木。咱们这块青石板，看着像……像墓碑。”
林景年闻言笑了。他三十五六岁年纪，面容清癯，肤色是被海风和日头长期熏染出的深麦色。一双眼睛格外亮，看人时总带着三分审视七分平和——这是常年与各色人打交道养成的眼神。
“阿炳，你从泉州跟我到广州，见过南海的风浪，见过马六甲的香料市集，见过巴达维亚的荷兰城堡。”林景年拍拍伙计的肩膀，“你说说，那些真正的好东西，需要靠金玉包装吗？”
阿炳想了想：“好像……不需要。暹罗的顶级象牙不雕花，阿拉伯的龙涎香用破布包，法兰西的好葡萄酒就装在普通木桶里。”
“正是这个理。”林景年转身望向铺面，“咱们‘百味斋’，卖的是天下百味。江南的腌菜、北方的炒货、南洋的糕点、西洋的干货……味道各不相同，包装自然也该因地制宜。这块青石板招牌，就是告诉客人——这里不尚虚华，只看真味。”
铺面三开间，宽西丈，进深五丈。与十三行街上那些雕梁画栋、彩绘满墙的商号不同，百味斋的门面极简：青砖墙勾白缝，黑漆木门，花窗糊着素白棉纸。唯有门楣上方，用青砖砌出一个镂空的“百味”图案——那是林景年自己设计的，一百个小方格组成一个大方阵，每个方格形状略有不同，象征着天下风味的千差万别。
铺子内部己经布置妥当。货架是清一色的原木色杉木架，不上漆，只用桐油擦了三遍，露出天然木纹。货品陈列遵循着林景年的理念——“分区不隔味”：
东区是江南货：陶坛装的绍兴梅干菜、无锡酱排骨、苏州腌金花菜；竹篓盛的杭州笋干、湖州百合干；棉纸包的嘉兴肉粽、宁波年糕。每个陶坛上都贴着黄纸标签，用正楷写明品名、产地、腌制日期，有的还简单写着吃法：“梅干菜蒸肉，须先泡发半个时辰”“酱排骨宜加冰糖慢炖”。
西区是北方货：柳条筐盛的山东大枣、河北核桃；草纸包的太原醋糕、保定驴肉火烧；粗布口袋装的关东蘑菇、长白山木耳。这里的气味更浓烈些，醋香、酱香、干货的尘香交织在一起。
南区是南洋货：棕榈叶编的方盒里，装着暹罗的椰丝糕、马来的榴莲酥、爪哇的香兰叶糯米团；陶罐里是菲律宾的椰糖、安南的鱼露、缅甸的茶叶。这些异域食材散发出热带特有的甜腻香气，与中土风味形成鲜明对比。
北区是西洋货：这是最特别的区域。货架上摆着一排排玻璃罐——这在乾隆年间的中国商铺里极为罕见。罐子里装着英国来的葡萄干、葡萄牙来的杏仁、法兰西来的黄油饼干、荷兰来的可可粉。每个玻璃罐都贴着手绘标签，画着原料的图案：葡萄串、杏仁果、奶牛、可可豆，旁注汉文和英文品名。
“东家，这些玻璃罐子，成本太高了。”账房先生老陈拨着算盘，眉头紧皱，“一个罐子就要二钱银子，抵得上十斤枣子。而且易碎，运输损耗大。”
林景年拿起一个装葡萄干的玻璃罐，对着光看。紫红色的葡萄干在玻璃后清晰可见，颗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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