宣统三年八月十九（公元1911年10月10日），夜。
上海闸北，中华国货公司罐头厂的机器声己经停了两个时辰。夜班工人都被临时遣散回家，偌大的车间里，只有林觉民和三个亲信伙计在忙碌。他们不是在生产罐头，而是在罐头里装别的东西——不是梅干菜，不是五香肉丁，而是用油纸仔细包裹的磺胺粉、绷带、止血钳。
“这一批二百罐，明早装船运汉口。”林觉民压低声音，额头沁出汗珠。车间的煤气灯调得很暗，只在工作台周围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。
伙计阿福手有些抖，封装铁皮罐头时“咔”一声没压紧。林觉民立刻接过：“我来，你去门口望风。”
窗外，闸北的秋夜并不平静。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——不是打仗，是地痞流氓趁乱打劫。更远处，黄浦江上英国军舰探照灯的光柱不时划过夜空，像巨兽的眼睛。
十天前，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时，林觉民正在看新生产线的报价单。电报房的小伙计跑进来，气喘吁吁：“林经理，武昌……武昌反了！”
他起初没反应过来。这些年，革命党起义的消息隔三差五就有——安庆、广州、黄花岗……每次都很快被镇压。但这次不同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湖南、陕西、江西相继独立，报纸上“光复”“共和”的字眼越来越多，租界里的洋人开始往军舰上转移家属，中国商人则忙着囤积米面。
三天前，一个戴金丝眼镜、穿西式学生装的年轻人找到工厂，自称是同盟会上海支部的陈其美的部下，递上一张只有半个印章的名片。“林先生，久仰。国货公司支持维新变法之事，我们有所耳闻。现在，需要您帮个忙。”
他们要林觉民利用罐头生产线，为革命军秘密运输药品和医疗器械。罐头是最好的掩护——铁皮密封，不易受潮，贴上“百味斋”的商标，混在正常的货运里，清廷海关一般不细查。
“这是掉脑袋的事。”林觉民当时说。
“林先生，戊戌年你们支持维新党，不也是掉脑袋的事？”年轻人微笑，“如今不是维新，是革命。成功了，中国就是共和国；失败了，你我都是乱党。”
林觉民没有立即答应。他连夜去找苏静婉——姑婆今年六十七了，头发全白，但精神矍铄，还在主持国货公司大局。
姑婆在南京路办事处的书房里，对着满墙地图看了很久。地图上，武昌、长沙、西安、九江己经用红笔圈出。“觉民，”她终于转身，“你祖父在世时常说，商人不能只算经济账。戊戌年咱们支持变法，是因为相信中国要变。现在革命党要推翻满清，你觉得该不该变？”
“该变。”林觉民毫不犹豫，“但风险太大。万一失败，国货公司这两百多工人……”
“两百多工人背后是两百多个家庭。”苏静婉接口，“但你想过没有，如果革命成功，中国强大了，洋货还会像现在这样挤压国货吗？咱们还用看日本商社、英国洋行的脸色吗？”
这话击中了林觉民。他想起在香港被惠康百货打压的父亲，想起在苏州被三井物产逼签的沈念禾祖母，想起这些年中国商人受的窝囊气。
“干。”他说。
现在，第一批“特殊罐头”即将完成。林觉民检查最后一个封口，确认无误，才首起身擦汗。窗外，东方既白。
阿福从门口跑回来，神色紧张：“林经理，外头有几个穿黑褂子的，在工厂周围转悠。”
“巡捕房的？”
“不像。像是……青帮的人。”
林觉民心一沉。上海光复在即，各派势力都在暗中活动。青帮、革命党、朝廷密探、租界巡捕，在这座城市里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。
“把罐头搬进地窖，锁好。”他吩咐，“所有人从后门走，分散回家。明天……看情况再说。”
走出工厂时，天己大亮。闸北的街道上，报童在奔跑叫卖：“看报看报！湖南独立！陕西光复！”行人驻足买报，交头接耳。卖早点的摊贩照常生火，但眼睛不时瞟向街角——那里站着几个穿新军制服的人，胳膊上缠着白布。
林觉民叫了辆黄包车：“去南京路。”
车夫是个精瘦的中年人，拉起车跑得飞快，边跑边说：“先生，听说了吗？制造局那边昨晚打枪了！”
“制造局？”那是清廷在上海最重要的军火工厂。
“是啊，说是革命党要夺制造局。租界的万国商团都出动了，在边界上架机枪呢。”
黄包车拐进南京路时，林觉民看见一幅奇景——往日繁华的商业街上，许多店铺还没开门，但各家各户的阳台、窗口，都挂出了一面面白旗，或者白布条。不是投降，是象征“光复”的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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