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墨在一个普通的早晨送来了一则消息，纸条比平时厚，折了两层，打开里面，字迹比平时更密：
“京城消息：崇祯十六年二月，朝议辽东军务，兵科给事中提及宁远两次守城及锦州侧翼骚扰一事，圣上问：此李承风，何人也？兵部尚书答：游击将军，宁远人，从边军小卒起，半年不到，守城、破敌，皆有实绩。”
“据说圣上当日又问：可堪大用？兵部尚书答：尚需时日考察。”
“此事已在京城官员中流传，议论不一，有人说是良将可期，有人说升迁太快，需防骄纵，但共识是：圣上已知此名。”
“在下以为，此乃双刃，须谨慎。”
李承风把这张纸从头看到尾，又从尾看到头，然后折好，放进棉甲里。
崇祯皇帝，问了“可堪大用”。
这四个字，在这个时代，是一道门，门开着走进去，是机遇，但也是所有人的目光全部汇聚的地方，每走一步，都在被人看，被人算，被人等着挑错。
他把这件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然后去找吴墨。
吴墨正在整理他那本密密麻麻的册子，看见李承风来，把笔放下。
“这件事，你怎么看接下来的变化？”李承风坐下，直接问。
“三种可能，”吴墨说，他说话的时候，手指在桌上点了三下，“第一，圣上记住了这个名字，等下次辽东有大事，会想起来，可能有更大的任命；
第二，朝堂上有人注意到了，开始活动，或者拉拢，或者打压，在下前几天已经听到风声，有人在问辽东游击将军的来历；
第三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件事热了两天，被别的事盖过去，就这样了，这个可能性也不小，因为圣上操心的事太多，辽东只是其中一件。”
“三种可能，你觉得哪种最可能发生？”
“第一和第二同时发生，”吴墨说，“而且两者会互相影响，皇帝记住了，朝堂上的人就会更急着表态，要么先来拉拢，占据先机，要么先来打压，防止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忽然冒出来打乱既有格局。”
“打乱格局，”李承风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，“我现在有格局吗？”
“您没有，但您代表一种可能性，”吴墨说，“在辽东这个地方，一个从小兵出来、没有世家背景、靠打仗打出来的人，若是被重用，意味着往后这条路是通的，别人也能走，这件事，会让那些靠出身和关系立足的人，感到不舒服。”
李承风把这段话压了压，“那我应该怎么做？”
“不主动，不回避，”吴墨说，“有人来拉拢，听着，不表态；有人来打压，用结果说话，不辩解，”他顿了顿，“最重要的，继续打仗，继续出成绩，只要成绩是真实的，任何人都很难在皇帝面前说‘此人不可用’。”
“就这样。”
“就这样，”吴墨说，“简单，但难。”
三天后，第一个来拉拢的人到了。
是一个自称“姓魏”的中间人，从京城来，说是代替一位“在朝堂上颇有影响力的大人”来拜访，没有说具体是谁。
带了一份礼，一封信，信里写的是套话，说什么“仰慕将军英名”“若有所需，愿鼎力相助”，末尾留了在京城的联络方式。
李承风把那封信看完，放到一边，对那个中间人说：
“礼，我收了，代我感谢那位大人的好意，”他停了一下，“回去告诉那位大人，我在辽东，事情很多，暂时没有进京的打算，若将来有机会，当面道谢。”
中间人把这个答案记下来，走了。
吴墨在他走之后进来，看了那封信，“推掉了？”
“没有推，收了礼，但没有答应什么，也没有拒绝什么，”他把那封信折好，“把这封信存着，以后说不定有用。”
吴墨把这个处理方式咀嚼了一下，点头，“妙，两头不得罪，但也没有上钩，”他停了一下，“那位大人，在下查了一下，是礼部的一位侍郎，前朝阁臣的门生，在京城有一定的人脉，但和武将系统关联不深，此人来拉拢，是想给自己添一个辽东方向的筹码。”
“他的筹码，我不做，”李承风说，“但也不必把路堵死，”他重新拿起笔，继续写手边的训练计划，“这种人，放着，不回应，等他自己判断我的价值，他自己会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。”
吴墨站在那里，把这句话转了一圈，把嘴角动了动，那个动带着一种某件事被算准了之后的满意，“在下跟了大人这么久，有一件事，一直想说——”
“说。”
“大人看人的方式，”吴墨说，“和普通人不一样，普通人看一个人，看他说了什么，大人看的是他的逻辑——他这样做，背后的算盘是什么，”他把那顶歪儒巾扶了扶，还是歪的，“这个，不是学来的，是天生的，在下不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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