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二十西年三月初九，日本横滨港。
林觉民站在“长崎丸”邮轮的甲板上，看着港口那些低矮的西式建筑，心头五味杂陈。五年了，从光绪十九年秋天踏上这片土地，到如今戊戌年的春天归国，他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最好的时光，都留在了这里。
汽笛长鸣，船缓缓离港。码头上，几个日本同学还在挥手，其中就有同窗好友竹内俊。这个瘦削的京都青年眼眶发红，用生硬的汉语喊：“林君！写信！一定写信！”
林觉民也挥手，首到人影变成黑点，港口变成一条模糊的线。他转过身，海风扑面而来，带着太平洋特有的咸腥。手里握着一卷用油布仔细包裹的图纸——《罐头生产线机械设计图》，这是他这五年最重要的收获，也是他与竹内俊熬了无数个夜晚的结晶。
五年前，父亲林景明送他上船时说：“去日本，学他们怎么用机器做食品。但记住，学的是技术，不是做人。”那时他不完全懂，现在懂了。
在日本，他见过明治维新后的勃勃生机——工厂冒烟，铁路延伸，小学生唱着爱国歌上学。也见过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——“支那人”“东亚病夫”，这些词像针一样扎在心里。更见过日本商社如何谋划中国市场，课堂上老师毫不避讳地讲解“如何在支那开拓商品销路”。
“林君，你为什么来日本学食品工业？”竹内俊曾问。
“因为中国需要。”
“然后呢？学成回去，帮中国对抗日本？”
林觉民沉默了。竹内俊是难得的开明日本人，但这个问题太尖锐。
现在，他带着答案回来了。不是对抗，是自强。中国需要自己的食品工业，需要像日本森永、明治那样的民族企业。而他的起点，就是家族经营了一百八十年的百味斋。
船舱里，他翻开日记本，最后一页写着离校前经济学教授松本的话：“林君，你回国后，会面临一个选择——是守着家族作坊，还是建立现代企业。日本的经验是：传统与现代可以融合，但必须有人勇敢地迈出第一步。”
他合上日记，望向西边。海天相接处，云层低垂，那是中国的方向。
七天后，“长崎丸”抵达上海吴淞口。林觉民提着简单的行李下船，第一眼就看见码头上熙攘的人流中，一个穿着青色学生装的青年举着木牌，上面用毛笔写着：“接广州林觉民”。
“墨轩！”林觉民快步上前。
“觉民兄！”沈墨轩放下牌子，两人紧紧拥抱。
沈墨轩是沈念禾的孙子，今年二十二岁，去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实业科，这次是专程请假来上海接他。两人虽差三岁，但因家族世交，自幼相识，书信往来不断。
“祖母和静婉姑婆在办事处等你。”沈墨轩帮着提行李，“知道你今日到，特意备了接风宴。”
“先不急。”林觉民从行李中取出图纸，“我想先去工厂看看。”
沈墨轩笑了：“五年不见，还是这急脾气。好，这就去。”
中华国货公司的工厂设在闸北，是一排新盖的砖瓦平房，虽然简陋，但规划整齐。林觉民一进门就看见那条罐头生产线——几台手摇封罐机、蒸汽杀菌锅、还有一台半自动的贴标机。十几个工人在忙碌，空气中弥漫着梅干菜和豆瓣酱的混合香气。
“这是第一代生产线，都是手动和半自动。”沈墨轩介绍，“效率不高，一天最多产五百罐。”
林觉民蹲下，仔细查看封罐机的构造，又起身走到蒸汽锅前，摸了摸温度计：“压力控制不稳，杀菌效果不均匀。贴标机对不准，浪费标签。”
他展开图纸：“这是我设计的第二代生产线。全蒸汽动力，自动灌装、自动封罐、自动杀菌。贴标机用皮带传动，精度更高。如果建成，日产能提到三千罐。”
沈墨轩凑过来看，图纸上线条工整，标注清晰，都是日文和中文对照：“这得花多少钱？”
“初步估算，五千两。”
“五千两！”沈墨轩咋舌，“国货公司现在全部流动资金才八千两。”
林觉民卷起图纸：“所以需要说服董事会。但墨轩，你算过账吗？现在手工生产，每罐成本三十文，卖五十文，毛利二十文。用新生产线，成本能降到二十文，毛利三十文。日产量从五百到三千，每天毛利从十两涨到九十两。五千两的投资，三个月就能回本。”
这账算得沈墨轩眼睛一亮：“有道理！不过……”
“不过老一辈可能不信。”林觉民接话，“他们更相信手艺，不相信机器。对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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