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元年十一月，上海。
中华国货联合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张园举行。这座曾经是私家园林的地方，如今成了公共集会场所。会场里，悬挂着五色国旗和“振兴实业”“提倡国货”的横幅。来自全国十七省的二百多位代表济济一堂，有工厂主，有商人，有学者，还有几位穿着新式旗袍的女代表——苏文茵就是其中之一。
林觉民作为上海代表，在台上发言：“……自鸦片战争以来，洋货倾销，国货凋零。今民国成立，当以振兴实业为第一要务。鄙人提议，联合会设立国货陈列馆、国货商场、国货银行，三位一体，为国货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……”
台下掌声雷动。沈墨轩坐在江苏代表席里，看着台上的林觉民，忽然想起光绪二十西年，两人第一次在上海见面时的情景。那时候，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在戊戌政变的阴影下，秘密商讨国货公司的筹备。现在，他们都过了而立之年，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讨论国货的未来了。
会议间隙，苏文茵找到沈墨轩：“墨轩哥，听说你在苏州开了三家分店？”
“是啊，小打小闹。”沈墨轩笑，“比不上你们上海。文茵，你现在是妇女售货部的经理，又是国货联合会的女界代表，真是新时代的女性典范。”
苏文茵脸微红：“什么典范，只是做了点该做的事。对了，静姝姑从北京来信，说锦绣斋的‘共和点心’在外国公使馆很受欢迎。她建议，咱们三家可以联合推出一个‘中华老字号礼盒’，把百味斋的罐头、稻香村的点心、锦绣斋的锦盒放在一起，作为国货礼品。”
“好主意！”沈墨轩眼睛一亮，“可以叫‘三百年礼盒’——咱们三家都是从康熙、雍正年间创立的，到今年正好两百多年，近三百年了。”
正说着，林觉民走过来：“聊什么呢？这么高兴。”
苏文茵把想法说了。林觉民沉吟：“‘三百年礼盒’……可以。不过包装要重新设计，要体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。我想想——盒子用红木，雕刻三家各自的代表性纹样：百味斋的稻穗、稻香村的桂花、锦绣斋的缠枝莲。里面分三格，每家的产品独立包装，但整体又是一个完整的礼盒。”
“这个设计好！”沈墨轩拍手，“不过成本不低吧？”
“走高端路线。”林觉民道，“卖给外国使馆、洋行、还有中国的银行、大公司，作为商务礼品。定价可以高些，比如十两银子一盒。”
“十两！”苏文茵咋舌，“这么贵有人买吗？”
“有。”林觉民很自信，“我调查过，上海的外国公司，每年花在商务礼品上的钱，不少于十万两。与其让他们买西洋的巧克力、葡萄酒，不如买咱们中国的老字号。”
三人越谈越投机，当即决定成立一个“三家联合项目组”，由林觉民总负责，沈墨轩负责生产，苏文茵负责设计和营销。项目启动资金，从国货公司的利润里出。
会议最后一天，通过了《中华国货联合会章程》，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。林觉民当选为副理事长，沈墨轩、苏文茵都是理事。闭会时，全体代表起立，高唱新创作的《国货歌》：
“国货国货，我之命脉。
振兴实业，时不我待。
洋货虽好，非我族类。
用我国货，扬我国威……”
歌声在张园的厅堂里回荡，通过敞开的门窗，飘向外面的上海滩。南京路上，电车叮当驶过，洋行招牌林立，但今天，在这座被洋货包围的城市里，有一群中国人，在为中国货的未来呐喊。
散会后，三人并肩走出张园。秋日的阳光很好，洒在外滩那些西式建筑上，也洒在中国人新开的国货商店上。
“觉民哥，”沈墨轩忽然问，“你说，咱们这些努力，真的能让中国强大吗？”
林觉民望着黄浦江上往来的外国轮船，沉默良久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如果我们不做，中国永远不会强大。就像咱们三家，做了两百年点心，如果每一代人都想着‘算了，做不过洋人’，那早就倒闭了。可咱们没倒，不但没倒，还在民国元年，坐在这里商量怎么把国货卖到全世界。”
苏文茵接道：“是啊。我奶奶常说，女子做事难，但再难也要做。因为你不做，就永远没有机会。国家也一样——再难也要振兴实业，因为这是唯一的出路。”
江风吹来，带着江水的潮湿和深秋的凉意。远处，海关大楼的钟声响起，下午西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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