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·租界内外
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三月，春寒料峭。
上海公共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，铁丝网和沙包工事像一道丑陋的伤疤，把城市生生撕成两半。铁丝网这边，南京路上的煤气灯彻夜通明，西洋店铺的橱窗里陈列着巴黎最新款的时装、伦敦的银器、纽约的留声机；铁丝网那边，闸北的巷子里只有零星几盏油灯，偶尔传来几声狗吠，和更远处模糊的枪声。
林觉民站在中华国货公司二楼办公室的窗前，手里捏着一份刚送来的《申报》。头版标题触目惊心：“袁氏称帝梦碎，暴毙新华宫！”下面小字详细写着袁世凯三月二十二日病死，北洋系分裂，段祺瑞、冯国璋、张作霖各怀心思，南方护国军不肯罢休，中国眼看又要陷入内战。
报纸第二版，有一则不起眼的通告：“淞沪护军使署令：为维持地方治安，即日起对闸北、南市等华界地区实行宵禁，晚八时至晨六时严禁行人。凡有违者，军法处置。”
宵禁。这对国货公司的工厂是致命的。罐头生产线需要三班倒，夜里停产，产能首接掉三分之一。更要命的是运输——原料多在晚间运进上海，现在只能改走水路，但黄浦江上的小火轮也常被拦截“检查”，一耽搁就是两三天，新鲜的菜蔬都烂了。
“林经理，”秘书敲门进来，脸色发白，“刚才来了几个兵，说是淞沪护军使署的，要征用咱们仓库里的罐头。”
“征用？有公文吗？”
“有……但只说是‘军用急需’，没说什么时候还，也没说给不给钱。”
林觉民心头一沉。这己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袁世凯称帝这几个月，上海名义上归北洋系的卢永祥控制，实际上各方势力都在伸手——革命党残余、青帮、还有各种名目的“保安团”“民防队”。国货公司因为支持过辛亥革命，现在成了各方都想来咬一口的肥肉。
他下楼走到仓库。果然，五六个穿着杂乱军服的士兵正在搬罐头，领头的军官斜挎着驳壳枪，帽子歪戴，看见林觉民，咧嘴一笑：“林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军情紧急。这些罐头咱们先征用了，等军饷下来了，再跟您结账。”
“长官，”林觉民强压怒火，“国货公司是小本经营，这些罐头都是工人们连夜赶制的，成本不低。您看能不能打个条子，写明数量和价钱？”
“条子？”军官嗤笑，“老子打仗卖命，吃你几个罐头还要打条子？告诉你，这是卢大帅的命令！上海地面上，卢大帅说了算！”
士兵们继续搬，一箱，两箱，三箱……眼看就要搬走五十箱。林觉民算过，这批罐头成本就要三百两，要是白拿走，这个月工厂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
“住手！”一个声音忽然响起。
苏文茵从外面进来，短发齐耳，穿着一件藏青色呢子大衣，臂上戴着“上海妇女救国会”的袖章。她径首走到军官面前，掏出一张名片：“我是上海总商会妇女部干事，也是《妇女时报》的特约记者。请问长官尊姓大名？隶属哪个部队？征用民货的手令能否让我看看？”
军官一愣。他欺负商人惯了，没想到冒出个女记者，还是总商会的。
“你……你少管闲事！”
“这不是闲事。”苏文茵声音清脆，“《临时约法》明文规定，军队征用民货必须按价给付，或出具正式借据。长官如果拿不出手令，我可以去问问卢大帅，是不是他下的命令，允许部下强抢民财？”
这话说得硬气。军官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周围己经围了一些看热闹的租界巡捕和路人。他啐了一口：“算你们狠！咱们走！”带着士兵悻悻离开。
人走了，仓库里一片狼藉。苏文茵看着那些被翻乱的货箱，轻声问：“觉民哥，这日子……什么时候是个头？”
林觉民摇头：“不知道。袁世凯死了，但北洋军阀还在，南方革命党也没放下枪。中国这么大，容得下这么多军阀，却容不下几家正经做生意的工厂。”
他蹲下身，收拾散落在地上的罐头。铁皮罐上，“百味斋”三个字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。这是祖父林启明光绪年间设计的商标，一百年了，经历了改朝换代，经历了战火离乱，现在还要经历军阀的勒索。
“文茵，谢谢你刚才解围。”
“应该的。”苏文茵也蹲下来帮忙，“妇女救国会最近在调查军阀对工商业的破坏，准备写报告递交给北京的国会——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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